封校68天,我拍下和室友逐渐发疯的日常

5月中旬开始,上海部分高校开始提前放暑假,经历了两三个月在校隔离的年轻人陆续返乡。

 

Po也是其中的一员。告别四菜一汤的盒饭,告别每周只能领一次的超市出入证,告别拥挤、狭小的寝室和澡堂,Po只想快点回到浙江老家,去田里,去乡间——取掉口罩,到处走走。

 

在激烈的火车票抢夺战之后,5月21日,他拉着行李,终于见到了陌生而又熟悉的校外世界。拥挤的虹桥站,到处都是返乡的大学生。

 

伴着匆忙的步伐,和随时高昂的喇叭声,这场长达68天的隔离之旅终于要短暂地画上句号。

 

68天,1632个小时,97920分钟,差不多占据了Po的整个大二上学期。他和四个室友,生活在不到20平米的寝室里,从黑夜到白天,从春天到初夏。电脑椅被磨损得掉了一个轮子,头发漫过眉毛、耳尖。

 

回望这些被关在楼里的日子,Po的照片记录下他身边所发生的一切。

 

核酸途中,po拍下防盗网后的两个室友

 

一间屋子的生存密码

 

2020年,我从浙江来到上海念大学,可以说是与疫情相伴相生的一代大学生。

 

但在2022年3月之前,我的日常生活几乎保持着原有的秩序:上课,出门,去学校门口的coco和肯德基度过一些无聊时光。

 

尽管当时疫情反复,毒株从德尔塔进化到奥密克戎,我也从没想过自己会被困在校园里,甚至是被困在这个不到20平米的空间。

 

直到2022年3月14日那天,学校突然通知所有人未经批准不能出校。

 

一切都静止了。

 

于是,我开始了一段和四个室友朝夕相处的日子。和许多中国大学生一样,我们所要面对的是:狭小的寝室,没有通热水的寝室,想要洗澡还得步行到寝室楼外的澡堂。

 

食堂拉起警戒线,禁止堂食

 

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,我们五个人并没有感到恐慌,反而得到一种秩序被偶然打破的惊颤感,大概与中学遇到停电的心情相似——原本恐怖的早八,也变得让人接受,至少不需要拖着一具困倦的身体,在教学楼里徘徊。

 

但无论封校的到来有多么令人猝不及防,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准确的尺度,那就是清明节。十几天后的假期,也许就是结束。如果说真有什么担心的,可能仅仅是一日三餐。

 

 

和封在家中的上海市民不同,学校里的我们更像是生活在一个统一化的大本营。没有团购,没有抢菜,所以自然也没有五花八门的选择。

 

学校每天都用塑料盒分装好一日三餐,薄薄的的塑料盒,装着四个菜。假若是放在平日,我可能也舍不得点上这么多。如果做上一天的志愿者,还能在三餐免费的基础上,再得到额外的饭票。

 

菜品总是重复,我几乎能背下来:红烧鸭腿、糖醋排骨、西兰花炒蛋、手撕包菜,还有土豆丝,永远的土豆丝。我一直在期待山药炒木耳,但在封控时刻,这道菜变得遥不可及。

 

 

封校初期,我们还对食物有些创作的热情:搜罗出寝室里为数不多的零食,把饼干当作木鱼花洒在米饭上,像做实验一般,享受着特殊时期的特殊快乐。

 

但很快,我们就陷入了方便食品的宇宙里。日复一日的盒饭,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饥饿感,我们别无选择。

 

学校为每个寝室颁发了“出入证”,也就是说每六个人选出一个代表,一周内可以去一次“物产丰富”的超市采购,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——方便面。

 

进购的方便面垒成一座山

 

方便面是超市里最抢手的资源。

 

没有人再一盒一盒地挑选自己心仪的口味,每个人都盯准了装满12盒的大纸箱。仿佛谁得到它们,就能在这场生存游戏里走到最后。

 

随着封控升级,外面的世界渐渐走向静默,学校再次宣布封楼。如此确切的命令,让许多原本的期待落空了,迎接我们的,是一个更加模糊的节点。

 

因为一个塑料袋,我们也能玩上一会儿

 

也许是因为等待没有限期,而所出其中的人必须得找到自己的生存模式,在二十平米的空间里,我们五个人都渐渐失去了对彼此生活的兴趣。

 

有时候我睡着的时候,室友才刚刚醒来。我醒来的时候,又看见他沉睡的样子。

 

 

室友A翻出了他尘封已久的相机,架上三脚架开始摆弄。他以为这能转移一些注意力,但想到无法吃到新鲜的汤面,一切被压抑的欲望都变得清晰。他试图在校园里的以物换物群里寻找面粉,而自己却没有能交换的东西。甘肃人的心愿就此搁置,只能在寝室暴躁地叫喊:“我想吃面!”

 

室友B的手机电池不幸鼓包,从前只是拿去维修店就能解决的小问题,如今显得格外棘手。想联系外界的时候就打开电脑,而更多的时间,他都只能与他的素描本、水彩颜料相伴,也许这也是一种联系外界的方式?

 

 

而我只能拍照,拍下20平方里的所有,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。

 

一天大概拍200张,然后导进电脑,打开lightroom,进入我的调色时间。这一调,一两个小时,很快就过去了。

 

这是一种类似禅修的体验,我不用去想太多,只是沉浸其中。

 

 

核酸与放风

 

68天里,唯一放风的机会是做核酸。

 

寝室每一层楼都有一位层长,负责在微信群里收集核酸信息,每逢2点或是6点,他就会在每层楼召集大家排队,这个场景大概和小学去做课间操类似,一样的等待,一样的躁动。

 

一开始聚集的时候,人群还是稀稀拉拉,如果有人忘记核酸,清点人数就会变得格外麻烦。不过,这种日复一日的管理模式很快把人打磨出来。

 

午睡醒来,起身排队,下楼捅一下喉咙,前后保持距离。身体比大脑更快适应了这样的程序。

 

做核酸的队伍,先从楼层开始聚集

核酸排队中

10人混检,我总期待轮到10人中的第一根

 

5月的上海缓步进入初夏,人们从长衣褪成短袖,带着口罩,竟觉得有些闷热。

 

排队间隙,总能遇上一些许久不见的同学,我看见他们的头发漫过耳朵,刘海像帘子一样快要遮住眼睛。这是未经修饰的标记,也是时间的刻度,距离封校,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?

 

排队的时候遇上同学,他们的头发快要遮住眼睛

核酸队伍里的皮卡丘

 

除去咽拭子,我们又开始做抗原测试。只不过,这次轮到我们自己捅自己了。

 

学校给寝室发了25份试剂。抗原检测试剂盒约两根手指长宽,就像一个U盘大小。

 

先把棉签放入鼻孔,慢慢推进1.5cm深左右,贴着鼻腔黏膜轻轻转动,再将它放进提取管中挤压、旋转,随后盖紧,往检测卡上滴上样本,等待结果。

 

这些操作,都是我们从学校发来的视频里学来的。

 

 

从寝室到核酸检测点的路上,我也会拍一些植物。

 

第一天拍过的植物,第二天、第三天还想按下快门,室友打趣说:查重率100%。

 

它们在许多水泥建筑、钢筋铁网的中央,若无其事地向上生长。有些花,直到快要落败时,我才发现它奄奄一息的样子,不过比起娇艳绽放的盛况,这样的美好像也能感染人的。

 

 

有一天,学校突然宣布要对寝室消杀。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,只知道又能出门了。

 

早上9点,我们的身体终于在这个时间段挪出了20平米的小空间。上海的天气很好,蓝天白云,我们依旧带上口罩。

 

“打牛牛吧。”

 

最后我输掉了35块钱,给他们拍下了这张照片。

 

 

阳台上

 

封控的68天里,我最常呆的地方是寝室阳台,它连接了学校和外面的世界,是一个可以有限眺望的地方。

 

 

在封校之前,我们常常在这儿吊外卖上楼,只需向下轻轻抛一根绳子,就会吊起各式各样的“饕餮”。而如今,阳台变成一处呼吸的窗口,休憩的咖啡角,和无所事事的小花园。

 

阳台外有几颗随着春天生长的绿树,如遇上晴天,阳光会在下午到来,顺势把树影倒映在围栏上,我们就趁着这样的温度,垫着毯子午睡。

 

我也会坐在这儿念书,念一些我看不懂的文字,然后录下来,60分钟到100分钟不等。等到晚上再拿出来当作助眠。我把这个栏目叫做《催眠》。

 

 

2022年的春天,我是在这里触碰到的。

 

但更多的时候,眼前的景象无法满足我对春天的期待,我只能在这儿消遣,比如打开音响听播客,听音乐,一听就是一个下午。

 

我依然很向往出去野餐,外面的任何一块地方都可以,只要能坐下来吃东西,或者去动物园,给长颈鹿喂草。

 

我想看见阳台看不见的景象,尽管这个阳台已经给我的生活带来许多慰藉。

 

 

与我同样依赖阳台的,还有隔壁寝室的同学。每当我们在这儿放空时,他会探出半个身子,试图跟人类产生连接。

 

他的寝室只剩下他,其他五个都是本地人,也被困在某处地方。不知道是不是无聊的时间太多了,听说他总是在寝室走来走去。

 

一位穿着防护服的中年妇女,提着大包小包路过我们的阳台

 

熟悉了学校的管理,偶尔望见阳台外的人,才意识到另一种生活也在发生。

 

我们所处的杨浦区,居住了非常多的老年人,如果是平日早晨,街道上一定会有许多大爷大妈,提着蔬菜水果路过,而如今这些景象一夜之间消失了。

 

街道上只剩下衣着黄色或蓝色的骑手,他们的后座挂满了比以往更多的货物,形色匆匆,一闪而过——这是阳台外难得的生气。

 

对面居民楼的后门架起了红蓝色的帐篷,薄薄的挡风面罩凹陷其中,好像风一吹就会散落。那是小区保安临时的“家”,伫立在一块指路牌下,守着铁门。

 

 

四月底的某天,上海狂风大作,倾盆而下的大雨把街道浇得湿漉漉的,铁门外的“家”也不堪重负,歪歪扭扭地倒在地上,钢架如同它的骨骼暴露在外。

 

我们在阳台上发呆,或是盯着一成不变的街道,期待有人路过。
我有时真想和他们每一个人打招呼。
“Hi!”就像这样,简单的,自然的,走在路上微笑然后示意。但现在我只能远远地望着,想象一种场景,然后在阳台上走来走去。